能动一词，从其本意来说，意指“自觉主动”；而按传统的认识，司法则是被动的，中西皆然，如中国的“民不告官不究”。表面看来，二者是对立的，实质上，二者也有统一之处。此二者结合在一起，谓之为司法能动主义，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美国出现，并且作为一种司法方法趋于成熟。在当下的中国，能动司法是法院乃至法学界的热门话题。王胜俊院长指出： “要强化能动司法，在保增长中彰显大局意识，在保民生中彰显为民意识，在保增长中彰显责任意识”。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能动司法显得更为迫切，法官们与能动司法的关系也越来越需要给予恰当的处理。
 
    有学者这样归纳，司法能动性是指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秉承一定的法律价值，遵循一定的法律规则，并充分运用司法经验，创造性地适用法律，从而理性地对案件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作出判断。由此定义，法官当如此处理与能动司法间的关系。
   
    法官的能动不得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法官作为司法者，必须恪守法律的规定。虽然能动意味着“主动”，但这种主动绝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我们中国虽然缺乏法治的传统，可这句传流多年的古话却值得法官们在能动司法的过程中细细思考，“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其更深层的意思当然意味着大家都要遵守规矩。放在今天的法治环境之中，最大的“规矩”显然就是国家法律。所有公民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官作为公民群体中法律的守护者，当有着比其他公民更强的守法意识，并付之于行动。所以，无论法官们怎么能动司法，其前提是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能动”。
   
    法官的能动不得超越法官职责的范围。与不得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相一致，法官们实施能动的时候，也不得超越法官职责的范围。关于法官的职责范围，其外延远远没有法律规定那样广泛，内涵也远远没有法律规定那样深刻，其主要内容当是体现在《法官法》第五条的规定上。由此可以看出，法官的主要职责犹如法院的性质——审判，一个不审又不判的法官，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官。而在我国，恰恰因为存在一大批既不审又不判的法官，同时，即便是审判一线的法官有时也不得不做一些与法官职责不符的“工作”，甚至谓之于是服务“大局”，能动司法的法官们往往因之不自觉走出了自己的“圈子”，在职责范围之外行使了不该行使的职权。假若有法官在庭审前为某一方当事人提供相应的法律指导，即便其指导的法律内容确实是法律所规定的，法官、律师、当事人，恐怕都会认为该法官超越了其法官的职责范围。当然，这种行为是非常明显的，还有些似乎难以判断，乃至是为当今社会所倡导的，实际上也有超越法官职责范围之嫌。比如，深入乡村、厂矿的法律宣传咨询活动，非但有越司法行政部门的法制宣传职责之嫌，对具体案件法律问题的解答，难免有先入为主之实，违背了法官应当中立这一根本性原则。

    法官的能动必须着眼于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法律的价值追求，更是法官们的价值追求，也是法官的天职，如果失去了公平正义，法律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法官的能动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就如前述，法官如果在庭审前为一方当事人提供法律指导，似乎还有为了维护实体正义之意，但对另一方的不公平是显而易见的。通常所说，法院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这道防线的坚守者就是，也只能是每一位法官。关于此，不妨以《河南省法官协会关于自觉遵守人民法官职业操守的倡议》所倡导的做个结语，为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法官应做到：坚持公平与公开、实体与程序并重，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应当说，法官的司法能动性的发挥，对于诸多法官而言，依然是一道新题，该如何求解，大法官们，大学者们，都从不同的角度作了不同的阐释，本文只是从一名基层法院法官的切身感受和体验，所表达的一些非常直观的想法，虽不免过于简单，但却离法官、法官日常的工作很近。期待从事法律实务、处在审判第一线的法官们给司法能动性问题给予多多关注，尽力为法院职能的充分发挥提供更广阔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