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任继愈、季羡林两位人文科学大师离去，10月贝时璋、钱学森两位自然科学大师又离去，人们无不深感痛惜。也许，像我们这样毫无建树的众生是不配谈论大师的，而仰望大师、渴望能从他们智慧的光芒照亮迷途的内心，是我这样一个众生的所求。

    从大师的身上，我更多的感受是做人的重量。堆积了一世，积累了一生，才凝聚成这种高山仰止的重量。

    首先，是信仰。无论是乱世还是盛世，他们追求科学的信仰不变。经历了种种磨难，不但坚强地、毫无抱怨地活了下来，而且还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创造出惊人的科学成果。如果信仰动摇或缺失，是不可能创造出非凡成就的。也就是一个月前，浙江大学一位青年归国博士因不满国内学术圈现实而选择了自杀。

    第二，是成就。在坚定的信仰支撑下，主动作为，克服了主、客观不利因素，卧心藏胆，自我修炼，坐得住冷板凳，以惊人的毅力不断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科研和学术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

    第三，是人格。不崇洋、不媚俗是他们的人格共性，能吃苦、耐清贫、能理解也是他们的人格共性。贝时璋的书房兼卧室很是寒酸，让人无法想象一个担任了20余年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的他居室竟是如此简陋。钱学森在美国高薪下选择回国，一个月300元露头的薪水，喜欢摄影的他，连买胶卷都不够。仅此一点，我们能做得到吗？

    如今，我们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听到大师的离去的消息，竟有些担心后无来者。总是把重任寄托在他人身上，好像与己无关。

    难怪有人发问：为什么黑云压城的救亡图存中，我们出了蔡元培、任鸿隽、李四光，颠沛流离的避难之路上，我们出了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