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78年初，在开国第一中将徐立清将军身边工作了5年。那时，我年轻也充满好奇，很想知道我形影不离的这位老红军、大首长所经历过的真实的故事，但他几乎不怎么愿意谈论自己。直到多年以后，我读过了一些写有他的资料，才让我对我的首长那跌宕起伏、充满传奇的一生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对首长那老一代共产党人从内心更加钦佩。

    三过草地志不移

    怎样对待困难，很早就听人说过：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最艰难困苦的当数爬雪山过草地的那段历程了。我的首长，当年奉命在那段草地里来回的走了三趟，他应该是我知道的数万红军将士中走过草地最多的一员了。

    我的首长1910年出生在信阳商城县吴店区申家湾（今属安徽金塞县）。1935年6月12日，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的懋功（今小金）与党中央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师后，决定共同北上，我的首长时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委带本部和伤病员随军前行，于8月22日按行军序列进入草地。

    茫茫草地，实为连片的沼泽，渺无人烟，根本就无路可走。新中国成立后，红军中很多的亲历者都写过这段艰难的历程，他们大多是战斗部队的，与后勤单位相比可算是兵强马壮，但从他们所写的字里行间都能感觉得到那段经历给他们留下终身的、刻骨铭心的记忆。他们踩着一个个的草墩子行进，也难免有掉进泥沼牺牲的。而我的首长他们要带着伤病员行军，其艰难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准备不足，他们进入草地后很快就断粮了，有的饥渴难耐喝了含着毒汁的污水，导致腹泻，再加上那儿的天气时晴时雨，忽冷忽热，许多伤病员的病情加重，有的重伤员为了不拖累别的同志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在最困难的时候，我的首长把伤病员按伤情的轻重分成两组，由伤轻员帮助重伤员，另组成“救生队”，他亲自担任队长，对一些危重伤病员进行全力抢救和重点护理。有一个叫张永明的排长，因伤势较重思想负担很大，我的首长不断给他做思想工作，鼓励他同伤病和困难作斗争，同时用阶级感情和战友的友爱温暖着每一个伤病员。后来张排长不但自己艰定了活下去的信心，还主动给其他的伤病员做思想工作，共同克服困难。他们吃光了带来的和能找到的一切可以充饥的物品，包括战马和皮带，硬是靠着坚定的信念，经五天五夜的艰苦行军，终于走过绝境到达班佐地区。其间虽然有的牺牲了，但也有很多伤病员的伤情好转，不久就返回作战单位。

    走过草地后，张国焘公开分裂党，擅自率军南下。我的首长在总医院的一次干部会议上，严肃的指出：任何人分裂党、分裂红军是绝没好下场的。尽管这样，还是服从命令与红四方面军已走过了草地的部队，穿着单衣在凛冽的秋风中，踏着来时的“路”，再次走过草地。此后，四方面军在多次大规模的战斗中，损失很大，由八万多人减了一半。部队医治伤病员的工作更重了，我的首长也从总医院政委升任总卫生部政委仍兼任总医院的政委，他的担子也更重了。

    1936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会师，按中央的指示决定第二次北上。我的首长又奉命第三次走过茫茫的草地。第三次过草地，路程更长，时间更长，但准备工作比前两次较为充分。一路上，总卫生部在途中共收救了七百多名红军战士，他们经医治，大多伤愈归队。

    解放后，我的首长曾对一位写军史的同志说：长征途中过草地，这一节要写好，当时不知有多少同志牺牲在草地上，他们中很多人连名子都没留下……。另一位走过草地的亲历者、时任红十一团政委的王平在回忆录中讲述了他走过草地的经历：“刚走过草地，又接到彭德怀的命令，让他带一个营返回，去接应掉队的约八百名将士。他们义无反顾的又踏进草地，在折回几十里走到班佐河边，他用望远镜观察到河对岸有几百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带侦察员前去查看，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他们静静的背靠背坐着，全都断了气……。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一个一个把他们放倒，一方面是想让他们走得舒服些，一方面再仔细地检查一遍，不能落下一个还没有咽气的同志。最后发现有一个小战士还有点气，我让侦察员把他背上，但过了河他也断气了。我们满含泪水，脱下军帽，向烈士们默哀、鞠躬告别，然后急忙返回追赶大部队”。建国后，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的王平上将，在晚年每每回忆起这段经历，仍忍不住老泪纵横。

    现在在诺尔盖草原红军走过的地方，有一座《胜利暑光》纪念碑，基座上有一组红军战士的雕像，他们靠在一起，睡的很深、很沉……

    危难时刻见忠诚

    怎样对待生死，我的首长在生死攸关时刻用实际行动作出了他的回答。

    关注军史的人对红军西路军失利都不会陌生。电影《西风烈》等许多影视和文学作品也都对这次以失败告终的军事行动做了描述。我早就知道在西路军诸多惨烈的战斗中，发生过一次堪称最悲壮的战斗，这个最悲壮的战斗就是由伤病员和家属等非编人员组成的一支特殊的部队，他们的任务是吸引敌人以掩护战斗部队向祁连山山区转移。可惜我是在多年以后，才知道这只特殊部队的指挥者正是我的首长。

    1936年10月10日，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省会宁地区会师后，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由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领红军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共两万一千八百余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这就是西路军。西路军的对手是西北军阀“二马”的“马家军”和反动民团，总兵力超过九万人，而且大部分是适应西北地形作战的骑兵部队。“马家军”占天时、地理和兵力优势，以逸待劳。而西路军却是势单力薄，孤军深入。

    西路军从西渡黄河开始就与敌多次激战，损失惨重。其中第九军在古浪被围，仅一次战斗就损兵三分之一。西路军且战且走，到1937年2月的一天，在高台倪家营子陷入了敌人重围，与敌激战七昼夜，全军仅剩下不足九千人。

    中央对西路军的危难处境极为忧虑，于2月27日组成由刘伯承指挥的援西军前往救援。西路军得知后又坚守了五昼夜，敌人骑兵用“羊群式”战术轮番冲击，终至西路军力不能支。在十分危急的关头，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为保存革命力量，剩余部队分三支突围，就地游击。同时决定由我的首长带卫生部和医院工勤人员、伤病员及随军家属等一千多名非编人员组成一支特别部队，向西线山区行动，吸引敌人，掩护西路军战斗部队摆脱敌人。

    临危受命。由伤员和家属掩护主力转移，其结果谁都知道。我的首长毅然决然的接受了任务。他连夜召开会议布置，他在会议上说：这是一项非常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为了西路军的生存，我们要随时做好战斗和牺牲的准备。

    这支特别部队，特别在除了穿着军装的轻伤员抬着重伤员行动外，在队伍中还有很多身穿五颜六色服装的妇女和小孩，他们不但不隐蔽行军，还专走山坡和高地，有意暴露自己，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这支特别部队拖着敌人转山，只能在被围又突围的反复中坚持着。我首长的妻子刘明清和孩子也下落不明。刘明清因有些战斗力，被临时编入游击组，任务是袭扰追敌，侧应主力拖住敌人。当时我的首长以为妻子已牺牲了，他将悲痛埋在心底,到了最危难的的关头，他亲自断后,与敌周旋到4月上旬。他们走到甘州（今张掖）的一个山上，已是深夜，首长安排一个战士放哨，自己很快就睡着了。由于过渡疲劳，哨兵也坐着进入了梦乡。这时被敌偷袭，我的首长和大伙全都在酣睡中被敌人捉住了。

    我的首长同秦基伟（后任国防部长）、方强（后任海军副司令）等二十多名西路军将领一起被关押在张掖县。他们相互鼓励，用各种方法与敌斗争。经秘谋于5月1日成立了狱中党支部，我的首长牵头。党支部的工作重心就两条：第一、一但敌人杀我们，要昂首挺胸喊“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不能装孬。要让群众看见我们的形象。等将来红军打回来，就会知道，某年某月某日，马家军在这里杀了红军的人，都是些什么人，这些人都是怎样就义的；第二、如果敌人暂不杀我们，就要想方投法带领大家逃跑。逃出之后，能找到部队更好，如果找不到，我们就就地方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队伍扩大了，再去寻找主力。

    “一但敌人杀我们，要昂首挺胸喊‘共产党万岁’”。这震撼心灵的十八个字，象十八个勇士一样，让红军的形象在我的心中立体的呈现出来。也让我对我的首长那一代共产党人为什么能从弱到强，战胜各种艰难困苦最后取得胜利，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对抗趋缓，我的首长在敌人将他们押往西安的途中成功逃脱归队。

    评衔让衔美名传

    怎样对待名利，即使是经历过九死一生的共产党人，也会出现形态迥异的生动表现。

    1955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了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后，在全军上下引起了普遍关注。虽然绝大多数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但也有一些干部怕自已被评低了面子不好看。有的公开摆资格、列战功。毛主席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风趣地批评这种现象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曾热播的电视剧《亮剑》中，对男主角李云龙等英雄人物在评衔过程中发牢骚，受到老首长批评的故事也作了细致的描写。由此可见，当时负责具体评衔工作的人有多么的不易，其工作难度绝不亚于面对强敌的一次战役。

    1950年9月，为了适应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总干部管理部。毛主席对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说：“成立总干部部，要徐立清来搞”。这样，我的首长从一兵团政委、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副书记的岗位上，调往北京任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部长由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兼任）。这样，评定军衔这副具体工作的重担，自然而然的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面对评衔工作的重重困难，我的首长首先想到将自己的军衔降下来。他打电话把自己的想法向老战友许世友、黄新亭等人征求意见，得到了他们的表扬和肯定。他又回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夫人党秀玉，也受到了支持和鼓励。他决心已定就提笔给罗荣桓部长写了要求低授军衔的报告。几天后，他见到拟授上将的名单里仍有自己的名子，就毫不犹豫提笔划去，在中将名单里加进了自己的名子。罗部长找到他说：“这是中央军委定的，正兵团一职都授上将，你的名子怎么能随便划了呢，，，”。这样罗部长将“徐立清”三个字又写入上将名单上报。在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听了彭德怀的汇报后说：“不简单哪，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品格，古来如此！”。

    眼看授衔授勋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我的首长也更加感到不安。经反复思考，他坚定了自己的决定，又先后给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和罗部长连续写了几封信表明自己的决心和理由。此事，最后由周恩来总理出面找他谈话，也就是这次谈话，周总理不但没有说服我的首长，反而被说服，同意授予他中将军衔。我的首长也因此成为共和国开国将帅录中位列第一的中将。

    在授衔仪式举行的前一天，周总理打电话邀请我的首长到中南海面淡，周总理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境，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嘛”。之后，周总理把摄影师找来，在他的书房里和我的首长合影留念，又带他到怀仁堂察看授衔现场的准备情况。

    我的首长把他同周总理合影的照片悄悄地放在家里珍藏起来，从不向别人说起。可是，这张他最珍重的照片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家时搜出烧毁了。照片虽然被烧掉了，但我的首长评衔让衔所表现出的高风亮节，在军中传为佳话，被大家誉为让衔将军。

    严己宽人的好首长

    怎么对待家人、身边人和周边人，看似小事。但实际中确是最能检验一个人、特别是位高权重人的试金石。

    我的首长从1950年进京工作后，一直主管干部任免工作，他从不利用职权为家人或身边人获取利益，反而要求的更严。首长的夫人党秀玉是“三八式”老干部。进京后，组织部门考虑她级别较低提出调整一下，被首长一口回绝，此后凡有调级的机会，她都主动让给别人，至我到首长家工作后，也随大家称呼她党阿姨。首长的三个儿子都在部队工作，没一个在工作待遇上沾了首长光的，和我们工作人员一样，都是在一个职级上一干就是很多年。首长的小儿子和我是同一年的兵，他年长我一岁，学历比我高多了，可他在部队提干的时间比我还晚了一年。

    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优中选优来的，调离时没有一人的职级高于同等资历的其他同志的。1980年1月，我和李秘书跟随首长调成都军区工作，李秘书在首长身边工作多年，职级从未动过。到成都工作一段时间后，干部部门认为他能力很强，提出给他安排个科长职务。首长说：“这位同志的能力和水平我最清楚，他是我的秘书，对他的要求就更严格。所以，你们就不要考虑他的问题了”。因李秘书与所在的秘书科其他同志相比，资历实在是太“老”了，在干部部门的坚持下，给李秘书挂了一个副科长的“官衔”，李秘书在这个副科长的职位上一直工作到首长去世后调离。

    虽然我们在首长身边工作过的人在待遇上没有沾到任何的光，但我们从首长身上学到的优良品德，无不让我们每一个人受益终身。如李秘书在首长去世后调过多个工作岗位，他的人品和能力得到各方的充分认可，退休时已是肩扛中将军衔的国防大学的副政委。

    毛主席曾要求干部：“……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毛主席特别强调这个一点，说明真正能做到严于律已、宽于待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首长在这一点上，做的尤为突出。

    “文革”初期，我的首长担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因他坚持原则，受到林彪集团的错误关押、批斗，后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送到山西劳改。我的首长恢复工作后不久，中央作出了清查“三种人”的决定。一天，有关部门向他汇报清查工作时，说找到了那个打过他的战士，并提出将他定为“三种人”。我的首长不同意这样做，他说：“这件事不能归罪于这个战士，他当时是奉命看管我，他并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只知道人家给我扣的帽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他怀着气愤打了我几下是可以理解的”。1977年春节，在总政机关会餐中，一位机关干部端着酒杯怯生生的来到我的首长面说：“徐副主任，我叫×××，我过去写过您的材料，贴过您的大字报。实践证明我错了，我向您道歉”。首长亲切地让他放下包袱，好好工作，并举杯祝他全家春节快乐。我的首长去世几年后，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他的骨灰盒前，不知谁安放了一个用彩绸扎成的非常精制的小花圈，花圈下有白色的绸布写的上款是“献给尊敬的徐立清同志”，下款写的是“一个曾反对过您后来被证明反对错了的人敬献  我对不起您”

    一个人生前或被人敬畏或被人称赞的有很多。但在他去世多年后，仍被人思念、甚至被“异己”的人追到骨灰盒前表示忏悔的能有几人。我的首长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的首长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在修养、学习和生活上关心倍至，这在我的“同行圈”里，是有口皆碑的，事例举不胜举。如每到冬季，管理局都会在京郊招些临时工派到各首长家烧锅炉供热。1975年春节，首长说这是中国人团圆的节日，对老百姓很重要，就提出让锅炉工李师傅回家过春节，这期间由他的三个儿子轮流替班，李师傅说什么也不肯。首长就说：“你要不回去过春节，我就和你一起值班”，李师傅只好无奈的答应了。首长又买来一些年货，把李师傅送到长途车站。几十岁的一个大男人眼含着泪回家过了年。此后多年，他每年都来给首长家供热。首长身边工作人员的家属来队，首长都要去看望。有家长来的，还会陪着吃顿“洗尘面”和“送行饺”。我们在和他相处的日子，他就是一位和蔼慈祥的长者。

    我是1982年9月调离首长身边的。万万没想到，来年的1月6日，首长不幸在京病逝。虽然我敬爱的首长已离开了我们，但在首长身边工作过的人员几乎和我一样，只要有机会就会带着家人、或相约多人到北京去看看党阿姨。去年春，首长已年过七旬的大儿子到四川疗养，我们几个同时期在首长家工作的人员得知后，又特意赶去相聚川中，在首长曾战斗过的嘉陵江畔，游玩了好多天。说起当年情景，首长的大儿子说：“那时就像一家人”。

    是的，在首长家工作的那段岁月里，我在政治素质和个人能力上收获颇丰，在生活上无拘无束，我们就是其乐融融的一家人。